2006年夏天，我第一次走进健康快车。那时我已经报道过不少公益项目，但健康快车留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——浪漫的彩虹火车，高端的眼科医疗设备，眼窝上覆盖着纱布的患者，知性又有个性的医师，温和有耐心的车长，还有一见如故的基金会副秘书长马总和媒体主管英霞。 

　　从这一年起，我就没有停止对健康快车的关注。我发现，健康快车总能为各种体裁、选题提供既有可读性又有专业深度的素材。如果要做人物报道或访谈，理事长董建华先生和创会主席方黄吉雯女士本身就很有份量；如果要盘点慈善筹款模式，健康快车的自驾游筹款和部长演唱会都是非常棒的案例；如果要做香港回归纪念报道，健康快车更是无法回避的存在。

　　后来，我转行到民政部主管的慈善信息中心做研究。健康快车依然频频出现在视线内，因为健康快车和方黄吉雯女士是中华慈善奖的常客。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春天，一位中华慈善奖行为楷模到北京参加颁奖典礼，硬要塞给我500元钱。我很犯愁，最终的解决之道是以这位楷模的名义将钱捐给健康快车。为什么是健康快车？我想，这种下意识的选择来自我对健康快车的熟悉和信任——无论是组织运作的规范、透明，还是项目执行的专业性，给服务对象带来的改变程度，健康快车都是最值得信赖的。 

　　再后来，我到中国公益研究院，负责搭建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慈善交流平台。除了调研、研讨、考察，还评选“京港慈善合作典范”。我看到，健康快车不仅得到了专家评委的肯定，也赢得了微信朋友圈的青睐。是的，经过19年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脚踏实地的服务，健康快车赢得了这些民心和影响力。 

　　回想起来，我和健康快车结缘已经整整十年。我很高兴那些熟悉的面孔还在，她们坚守初心，优雅、勤奋而不失创新和高效地推动健康快车继续为远方的人群服务，让这个老牌慈善组织和天边的彩虹一样，富有诗意、深入人心，不仅给恢复光明的人带来希望，也令远远地、理性地旁观的我心生敬意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程芬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