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中国内地最早参与“健康快车”工作的人，那时还是在1996年。

 
　　1996年，正值香港回归祖国的前一年，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和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找到我，说香港同胞要给内地送一个礼物，初步的想法，是参考印度的“生命列车”项目，做一列开展慈善医疗工作的火车。我当时在卫生部分管外事，听到这个事情，觉得这是个好事，也是个新鲜事物，我很愿意来促成这个事情。就这样，我开始参与“健康快车”的工作。 

　　为“健康快车”做的第一项工作，就是去印度考察，借鉴经验。印度考察由我带队，一行六、七人，用三四天时间，全面详尽地考察了“生命列车”的运作方式，对日后“健康快车”项目的建立有很多启发。讲一件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： 

　　在考察期间，我们住在一个相当于国内县级市的旅馆里，我的房间隔壁住的是方太（方黄吉雯）。房间隔音不好，晚上我就听到隔壁有很大的响动，我就问：方太，你没事儿吧？方太说：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房间有老鼠，爬到了她的床上还有手上，正在把老鼠赶出去。还试图在老鼠跑进洞里后，用团起的报纸堵住老鼠洞。可是老鼠正需要东西磨牙呢，就咔哧咔哧地把报纸都咬碎了。老鼠啃报纸的声音，我在自己房间里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虽然方太说的是没事儿，但我听得出她很紧张，她在生活条件优越的中国香港长大，对于这种老鼠爬到床上的事情，一定感到很可怕。我听见她房里整整折腾了一夜，肯定是一夜没睡，但第二天照常工作，这让我感到很钦佩！ 

　　在克服了很多困难之后，“健康快车”终于在1997年7月从香港出发，开到了第一站——阜阳。在阜阳开诊仪式的那一天，我记得太阳特别烈，天气非常热，人们也是热情高涨。但是仅有热情是不够的，最初工作的开展也不是很顺畅，需要想办法去推动。比如停靠点的问题，当时有些地方政府对“健康快车”的工作抱有怀疑态度，觉得天底下哪有不花钱给做手术的好事？更何况健康快车的工作，需要地方政府做很多配套的协助工作，所以，地方上申请让健康快车去服务的积极性就不高。为此，我常常在工作当中，接触到地方省卫生厅的人，都会向他们推介“健康快车”。方太也利用每年来开两会的机会，叫上我一起，去找偏远省份主管卫生的领导去介绍“健康快车”的工作。就这样，申请“健康快车”去服务的地区越来越多了。

 
　　“健康快车”把扶贫工作做得很扎实，把慈善工作做得也很透明，每年都要组织捐款人去实地探访“健康快车”的工作。我也去考察过很多站点的工作，所到之处，复明患者都特别感激，他们重见光明了，心情和生活就改变了，家庭也卸下了包袱。我记得在2003年，火车停靠贵州 ，我和探访团的成员一起，去一个复明患者家探访。这个患者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性农民，因为先天性白内障，从小双目失明，还生育了三四个孩子，一大家子的生活来源，全靠家里年近七十的老父母种地，特别贫困。我记得他的家里，里外都是烂泥地，最小的那个孩子刚两岁多，浑身上下都是污泥，手里托着一块洋芋在吃，也就只有手心那一块，能看出皮肤的颜色。健康快车给他做了双眼的复明手术，活了三十多岁，第一次能看见了，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在我们走的时候，他和全家人一直送出去好远。对于这个家庭来说，疾病带来的负担，终于可以卸下了。 

　　这样的故事，在“健康快车”上太多太多了。也正是因为这些帮助带来的变化，激励着“健康快车”持续20年，不断完善和发展，不断进步和壮大。在今年的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上，习总书记提出：医疗工作，要从以病人为中心，转变到以健康为中心。也就是说，卫生工作，要从预防入手，使人民少得病，少受疾病的煎熬，从根儿上减轻个人和家庭的负担。“健康快车”现在做的，正是这样的工作。在2014年成立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项目，就是通过免费检查和公众教育，来防范糖网病的发生，避免病人失明的痛苦。 

　　“健康快车”20年，是与时俱进的20年，相信在下一个20年，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项工作，为社会带去更多的光明。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原卫生部副部长、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原副理事长　殷大奎